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世纪审判。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之一，为受害国伸张了历史正义，也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础。
80年后，完整还原审判全过程的中文版庭审记录全译本首次正式出版。
这套40卷、2200余万字的权威巨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历经10余年跨学科攻坚，于今年4月首发，填补国内史料的系统性空白。多名参与编纂、研究的学者表示，此次全译本面世，不是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一次司法铁证的归位、民族记忆的补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
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揭示了哪些尘封的历史真相？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新华社“新华深读”记者对出版者、权威专家进行了深度采访。
用中文完整还原历史全景
今年4月3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办，组织者在现场将40卷典籍组合成数字“80”的造型，致敬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冯源 摄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汇集11国法官、检察官，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形成数千万字庭审笔录、证人证言、物证清单、控辩记录与判决文书，是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责最原始、最合法、最权威的司法铁证。
作为二战后规模最大、程序最完备的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从法理上彻底否定日本对外侵略的正当性，裁定南京大屠杀、强制奴役等系列惨案的犯罪本质，将28名甲级战犯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但遗憾的是，80年来，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从未见过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版本。10余年前，国内翻译、历史、国际法、档案学多领域专家启动东京审判全记录的中文翻译工作。这套典籍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三方打造，百余名译者、校订者、编辑与史学家参与，是国内该领域里程碑式成果。
49858页原版英文记录、累计开庭831次、传唤证人419名、提交书证物证等各类证据4336份……该全译本以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影印的英文原版庭审记录为底本，同步参照日本雄松堂日文官方文本交叉校勘，完整收录1946年4月29日庭审筹备阶段至1948年11月12日最终宣判的全部内容，包括法庭流程、控辩发言、证人证言、战犯陈述、法官评议，以及庭审索引、证据清单、出庭人员等全部附属资料。
全译本最后一卷第40卷为判决书完整译文，卷首写明：“本法庭之设立，是依据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书》以及1945年12月26日的莫斯科会议，并将其付诸实施。”整部卷宗以完整时序真实还原了这场正义审判的全过程。
既然庭审记录已有英文版和日文版，为什么还要译成中文版？
外文档案不等于可用文献。全译本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如果单纯从“文献已经存在”的角度看，外文文本确实已经存在。但对中国学界和中国公众来说，文献存在不等于文献能够被普遍阅读、理解和系统传播。
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最大受害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更是东京审判核心参与国。然而在全译本问世前的80年间，国内始终没有完整的中文庭审卷宗。
英、日文原版虽早已出版，但早期影印版本印量稀少，仅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少数大型馆藏机构，普通民众、基层研究者难以接触。即便有幸查阅外文档案，严苛的语言门槛也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只有完成中文转化，才能让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真正融入我国学术体系、教育体系与公共传播体系。”程兆奇说，东京审判与中国的相关度太高，它不应只是少数能够读英文、日文的专家才能进入的档案，而应当有一套中国读者能够方便阅读、检索、引用和研究的完整中文文本。
既然已有中文节选资料，花费巨力出全译本意义何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崔霞表示，索引、摘要、节选类材料只能勾勒历史梗概，呈现碎片化信息，无法还原完整历史全景。想要看清日本整套侵略体系，就必须依托全卷内容。
她说，以东北毒化政策为例，卷宗完整展现日本一边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一边大肆贩卖鸦片牟利、麻痹民众的殖民手段。这一完整逻辑链条，如果仅依靠零散节选根本无法构建。
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王众一表示，受语言和获取渠道限制，许多国人对这场历时两年半、开庭800余次的宏大审判，仅知晓“东条英机被判处绞刑”等简单概念，对庭审细节、证据链条知之甚少。
还有部分文艺作品脱离史实、戏说审判。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记得，曾有小说虚构了不少违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遵循的英美法程序的细节。
如，让中国法官在法庭上“拍案而起”，事实上只有庭长能够讯问被告。又如，让中国法官和中国检察官联合召开记者招待会，事实上法检双方是各自开展工作。这些讲述歪曲了庭审程序，误导了公众的历史认知。
全译本的诞生，是一场跨越10余载、多方接力的学术远征。
项目的发源可追溯至2011年。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世界第一家东京审判专门研究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该团队率先开展外文史料整理工作，影印出版英文版庭审记录、日文版证据文献集成、英文版战犯讯问记录三部文献，并配套编制人名、地名、事件、文献等在内的全篇索引、附录，为后续翻译工作搭建坚实框架。
在出版上述三部文献时，研究人员明确了将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翻译为中文的目标。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启动全译本翻译工程。两年后，第一辑（第1—10卷）付梓。
2019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加入项目组，承接第二、三辑共30卷翻译任务，三方共建“南洋译书院”，整合翻译学、法学、历史学、文献学、国际关系等领域专业人才。
10余年间，百余名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完成这部鸿篇巨制。全体参与者以零删减、零改动为原则，完整保留庭审中控辩双方全部表述，既忠实还原历史现场，又通过注释规范立场，客观呈现战犯与辩方的言论，以完整庭审流程驳斥不实论调，保障史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参与翻译校审的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表示，夯实史料基础之后，中国东京审判研究水平将得到整体提升，也具备了与国际学界开展高水平学术对话的底气。
攻克史实、法律、立场三大翻译难题
千万字级别的司法原始档案全译本，核心难点绝非简单的文字转换。多版本交叉勘误、史实考证、法律术语精准化、立场客观等难题，始终伴随着译校全程。这是一场对耐心、专业度、历史敬畏心的极致考验。
不同于单本著作的翻译，全译本的翻译工作需要不同译者分工翻译不同卷，面对同一个英文词、同一个法律表达、同一个人名地名，可能有不同译法。如果没有统一规范，就会出现术语和译名不统一的问题。加上英、日文本本身就存在“此有彼无、此详彼略、表述相悖”问题，全译本还需要参考不同版本，处理歧义，判断更合适的译法。
“我们要求人名、地名、机构名、事件名、文献名翻译不仅要精准，还要通篇一致。”全译本主编之一、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原校长叶兴国带领翻译团队制定了一套精准的译校标准，搭建了1500万字双语语料库，制定标准化译写规范，开展翻译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间的跨学科合作，杜绝了不同译者译法不一问题。
东京审判的庭审过程中使用英语、日语、汉语、荷兰语、德语、俄语、蒙古语等十多种语言，现存的英文记录和日文记录是对十多种语言翻译叠加后的结果，经过多层转写，异写、误写问题十分突出，人名、地名拼写错漏层出不穷。
如，卢沟桥事变中方关键证人秦德纯，在英、日文本中有多达13种不同拼写；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英文拼写分别有六七种之多。日方人物同样极易混淆，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姓（Tojo）与东乡茂德的姓（Togo）在英文里仅差一个字母，英文版庭审记录多次出错。
对此，团队拒绝机械直译，结合中日近现代史档案、人物生平、庭审上下文、事件时序交叉比对，逐一甄别校正。
除了人名地名，英、日文本中的多处事实和表述错误也被一一修正。如，判决书引用木户幸一日记，英文标注日期为1942年3月19日，团队查阅日记原件核实为3月13日，同步标注原文疏漏。在1948年一份庭审记录中，英文文本将日文原文“遗憾的是”误写为“幸运的是”，团队加注予以纠正。
10余年间，译者和校订者共校勘、勘误上千处各类史实偏差，使全译本的准确性超越了原始档案，为中国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提供了更可靠的史料依据。
确保法律与专业术语绝对准确，是团队面临的更大难题。
“一般文学翻译可以有译者个人风格，可以讲究文采、流畅、表达漂亮。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是重要法律文献和历史文献，准确是第一位的。所谓‘信达雅’，这里首先是‘信’。”程兆奇说，译文必须尽量忠实原文，尤其涉及法律术语、证据陈述、人物身份、案件事实时不能自由发挥。
庭审记录是正式国际司法文献，“信”是第一准则，文学翻译所追求的文采、个人风格全部让位于严谨规范。从法庭流程用语和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法定罪名，到军事编制、外交称谓、战时专业词汇，均严格遵循20世纪40年代国际法范式与历史惯例。
面对“殖民话语”，如何坚守历史客观立场，是另一个翻译难题。
庭审记录中，日方辩方、战犯多次使用带有殖民色彩、歪曲历史的表述，将侵华战争美化为“建设东亚”，将殖民统治曲解为“帮扶落后地区”。
团队明确原则：完整保留庭审原始发言，不删减、不篡改任何控辩内容。
直面谎言、完整存证，正是这套典籍最有力的底气。
崔霞表示，全译本的“全”是史料立场的完整，只有完整呈现控方控诉、辩方狡辩、战犯自白的全过程，才能从程序层面有力驳斥“胜者审判”的谬论。
“东京审判是11国审判，来自不同法系和不同法治文化背景的11国法官联合进行这场审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持说，以往限于资料匮乏，学者对于审判中不同法系之间如何角力和交融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如今通过全译本的逐日记录，研究者可以深切感到各国法官、检察官如何寻求共识、构建共同的法律语言。
史料的缺位，本质上是历史叙事话语权的缺位。一些学者认为，过去东京审判的解读长期由西方、日本学界主导，如今中国手握完整卷宗，在国际学术交流、舆论对话中有理有据发声，彻底扭转话语弱势。
“长期以来，关于东京审判的历史叙事和法理阐述较多由西方学界主导。”徐持说，全译本的问世使中国学界第一次有了完整权威的评审文献中文版。“它不仅是历史的铁证，也是我们参与国际规则对话、宣示中国立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学术依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石佑启认为，全译本完整呈现二战历史的核心文献，是中国学界主动参与国际历史叙事，提升国际话语能力的重要体现，这不仅是日本侵华史、世界反法西斯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更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丰富时代内涵的基础性工程。
依托这套完整的中文卷宗，全译本形成层次清晰的受众矩阵与多元应用场景：
——专业层面，它成为历史学、国际法、国际关系、区域国别学、日本研究等领域的核心基础文献，改变国内学者依赖外文二手资料的局面。
——大众层面，民间历史研究者、二战史爱好者得以无障碍研读原始记录，历史传播的边界被拓宽。特别是在碎片化网络信息易造成认知偏差的当下，这套史料作为历史教育、和平教育的权威资料，有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尤其是正确二战史观。
揭示日本侵华罪证完整链条
在学界看来，此次全译本面世，补齐了中国二战受害史、日本军国主义犯罪史、战后正义审判史的完整逻辑闭环。过往碎片化史料，让公众认知中的日军罪行多为孤立惨案、悲情叙事。而全套庭审记录，以国际司法庭审的严谨逻辑，完整呈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从国策制定、战争策划、全面侵华、多域施暴、系统性犯罪的全过程。
除了大众熟知的审判结果，全译本记载大量鲜为人知的庭审细节、人物故事与势力博弈，补齐碎片化史料缺失的逻辑链条，还原出东京审判完整、立体的历史图景。
全译本第一辑第一卷第118页，记载一段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慷慨陈词：
“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士兵和平民。”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
中国是日本侵华战争最大受害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是东京审判核心参与国。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方辩方以“日本未向中国正式宣战”为由否认两国存在战争关系。向哲濬当庭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结合大量人证物证，他彻底戳穿日方狡辩。
整部卷宗中，日本侵华相关内容占比较高，判决书由中国法官梅汝璈主笔《日本对华侵略》专章，篇幅超过日本对外侵略记述总量一半。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到伪满洲国傀儡统治、鸦片毒化，每项指控均有证人证言、实物证据、庭审记录相互佐证。
卷宗完整收录日本入侵东南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庭审内容，清晰佐证侵华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与南进战略的核心环节，中国十四年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溥仪，他的出庭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程兆奇举例说，他的陈述涉及日本如何扶植伪满洲国、如何控制东北、如何利用傀儡政权服务侵略政策等问题。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是东京审判中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在以往节选资料中，其证言被零散截取，难以串联完整逻辑。全译本完整记录了其多轮出庭、与辩方律师激烈交锋，还原了日本扶植傀儡政权、掠夺东北资源、推行殖民管控的阴谋。
“如果零散翻阅节选资料，很难串连起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完整逻辑，庭审记录把证人口述、官方政策文书、战犯审讯笔录、法庭裁决形成了完整证据链。”程兆奇说。
全译本显示，起诉书将日本侵略罪责的追溯起点定在1928年。第40卷的《军部主导和战争准备》章节记载：“要论述本案起诉书主要涉及的日本历史上的这一时期，首先必须研究同时期日本国内的历史。自1928年以来，日本军队不断地侵略许多邻国的领土。”
向隆万说，东京审判追溯日本罪行起点定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且起始日期定在1928年，原因就是日本谋杀中国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在这一年6月。
全译本第二卷完整收录了相关庭审内容，检方证人田中隆吉披露了暗杀张作霖事件的全部策划脉络与实施细节。
卷宗的完整时序记录，成为驳斥片面解读历史的坚实依据。
“日本右翼炒作‘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单方面裁决’，刻意否定审判公平性，但通读完整庭审卷宗就能看清事实全貌。”程兆奇说，全译本不是按照今天的需要“寻章摘句”，而是完整收录检方指控、辩方申辩、各方证人证言、法官评议、战犯全部供述，还原了整场审判的运行全过程，让中文读者直观读懂这场国际审判的真实面貌。
审理中，法庭给予辩方充分申辩、提交佐证材料的完整权利，控辩双方在庭审中拥有平等陈述空间，这段流程被完整收录在全译本中，清晰证明东京审判严格遵循现代司法程序，判决依托证据与法理，不存在单方面定罪情况。
“东京审判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保障辩方权利，辩方律师人数比检方检察官还多，辩方提交的证据很多、辩护时间也很长。这些细节都留存在全译本，读者能直观感受审判蕴含的程序正义。”程兆奇说。
“当时国际社会本来可以采取更直接的惩戒手段处置战犯，却选择建立国际法庭，以公开审判和法律程序确认日本战犯的罪责。”崔霞介绍，庭审记录里面不仅有正义的、正面的控诉，也有很多战犯和辩方的辩解，甚至是狡辩。
崔霞说，日方当庭炮制诸多美化侵略的说辞，将战争归因于资源短缺、外部制裁，把侵占东北歪曲成帮扶发展，还大量使用带有殖民歧视的表述。保留这些原始言论并非认可其谬论，而是留下侵略者自我开脱的原始口供，方便读者对照海量铁证看清其谎言漏洞。
庭审中，日方辩方统一话术，把侵略战争包装成“解放亚洲”，依靠冗长辩论拖延节奏、淡化罪行。11国法官顶住干扰，依托4300余份证据、400余名证人的证词逐条驳斥，最终依法裁定日本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均为非法侵略。
“依托中文全译本，人们能够清晰看清侵略计划层层推进全过程，读懂南京大屠杀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见证正义一方与战犯抵赖行为的漫长博弈。”王众一评价，尘封数十年的庭审卷宗里，检方铁证、辩方诡辩、受害者的血泪陈述、法官严谨辨析，终于以完整、系统、权威的中文形式公之于众。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莫纪宏说，东京审判不仅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更是人类历史上以法治制止战争、以正义捍卫和平的里程碑事件。它以国际法为准绳，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作出权威的裁决，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法治基础。
受战后档案销毁、国际格局等因素制约，东京审判仍有局限性，日军部分罪行未能彻底追责。但这场审判首次在全球确立了“侵略战争即为国际犯罪”准则，用司法形式固化了历史真相，为后世留下不可篡改的铁证。
东京审判期间，各国代表团与辩护团队规模差距悬殊。美国代表团100余人，苏联代表团70余人，日方辩护团队更是达130余人，而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出庭的中方团队仅有17人。人手极度短缺、跨境证据搜集艰难、跨国沟通不畅，成为中国法官和检察官面临的困境。
向哲濬是中方核心骨干。全译本统计显示，向哲濬庭审相关记录达306页。为搜集南京大屠杀人证物证，向哲濬派遣工作人员两度回国，从上万份档案中筛选100多份书面材料，带领伍长德、尚德义等幸存者，以及马吉、贝德士等外籍证人赴东京出庭。
“东京审判期间，父亲多次回国述职或寻找证据。他总是匆匆回家和我们打个照面，晚上用打字机输入他翻译成英文的文字资料。有时我一觉醒来，仍听到‘哒哒’声不绝。”向哲濬之子向隆万回忆。
翻译近5万页庭审记录、2200余万字的英文书稿，今天的译者们坐在电脑前，键盘敲击出“哒哒”的声音，与当年向哲濬深夜打字机的声响遥相呼应。
铭记苦难是为了守护和平
“我们整理、翻译、出版这套书，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而是为了杜绝历史重演。”多名专家表示，军国主义的复活，永远是从遗忘历史、淡化罪行、消解审判开始。完整留存审判记录，就是为人类社会永久封存“战争罪恶”的样本。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判决，宣告闭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人被判处绞刑，16名甲级战犯获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这群亲手将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拖入战火深渊的军国主义头目，最终接受了来自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裁决。
东京审判60多年后，2009年6月向隆万赴日探访。经多方联系，他辗转找到东京审判的法庭旧址。所见所闻却让他深刻感到，日本官方否定东京审判的态度在这里暴露无遗。
向隆万发现，旧址并非原址，而是从别处拆迁而来。除了在原法庭席后墙上有几张很小的东京审判照片外，竟然没有任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痕迹。原旁听席的位置按照当年日本大本营的位置，摆放着所谓天皇“玉座”，原记者席的后墙上挂着日本陆士历任校长画像，其中就有被绞决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大厅中间展览着旧日本军人的军服军刀等军事用品。参观路线的终点是“慰灵碑”，全程回避侵略罪行。
“他们让公众参观绝不是记住历史教训，而是为军国主义招魂！”向隆万一语中的。
新华社“新华深读”记者近日走访东京审判法庭旧址发现，这里仅是当年法庭的一小部分“迁移复刻”。在展陈内容上，东京审判相关史料被边缘化，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物件却被重点展示和刻意凸显。
导游用大量篇幅介绍大厅的格局变化与内部装饰，但是对东京审判的内容却草草带过，仅简单说明此处是法庭旧址，指明了发言席、法官席、记者席等位置，根本没有提及当年的审判。有中国游客参观后震惊地感叹：“没想到在这里，历史的真相竟被如此刻意掩盖。”
在日本防卫省官方网站上，这处承载着人类正义记忆的遗址，被轻描淡写地归入“市谷地区见学”项目。若非特意点开细看，一般人很难知晓这里曾是审判日本战犯的核心场所，掩盖历史、消解正义的企图昭然若揭。
图为2026年3月5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市谷纪念馆内拍摄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庭。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记者在日本采访时感受到，尽管审判以如山铁证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但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反省始终不彻底。从甲级战犯重返政坛到年轻一代对侵略史实的冷漠无知，从强调自身受害却回避加害根源到主语不清地泛泛谈论战争，日本社会未能如实传承战争历史。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散布“东京审判无效论”，妄图否定审判的正义性。这场将法西斯战犯钉在耻辱柱上的世纪审判，正面临被歪曲、被淡化、被侵蚀的危险，而这种对历史的歪曲并非孤例。
在主流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被轻描淡写为“南京事件”，“慰安妇”“强征”等揭露暴行本质的字眼遭到删削。靖国神社内甲级战犯牌位前香火不断，政客频频参拜，公然为战犯招魂。
同时，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月31日，日本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首次部署了号称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这些行径与当年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
2026年4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连两天向靖国神社分别供奉祭品和“玉串料”（祭祀费），上百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战犯招魂与修宪扩军同步推进，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面临被彻底掏空的危险。其发展轨迹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相似，不仅伤害亚洲受害国人民情感，也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这一局势，中国政府多次严正表态。今年5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东京审判的法槌早已落下，但它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国际法准则、和平理念，至今深刻影响着东亚格局与中日关系。
多名专家表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遥相呼应，结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文件，首次在全球法理层面明确发动侵略战争、实施反人类行为属于国际重罪，构筑起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根基，这是数千万反法西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基石。正视审判结果、承认侵略历史，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基本前提。
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既是对遇难者的亵渎，也是对国际法与国际正义的公然践踏。当历史虚无主义暗流涌动、美化侵略的杂音不时泛起、历史阐释博弈持续加剧，全译本的面世意义深远——数万页庭审记录、数千份证据直面惨案，让谎言无处遁形。
“这套千万字巨著不只是学术史料，而是回击历史谎言、警示当下风险、守护战后和平的重要利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一级巡视员窦忠祎表示，全译本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以铁证回击歪曲历史的言行，以史为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捍卫国际正义。
为历史存证、为正义发声、为未来警示。
“我一直记得梅汝璈法官的一段名言，和父亲晚年的一段话。”向隆万说。
1962年，梅汝璈这样回忆东京审判：“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83年，向哲濬大声疾呼：“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又会深受其害。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读懂卷宗，就能读懂正义的重量，读懂守护和平的责任。坚守历史真相，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历史的警钟必须长鸣，战争的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记者冯源 吴振东 陈泽安 唐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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